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忆往昔峥嵘岁月——访88岁革命老战士袁放成 

时间:2019-08-08  来源:  作者: 点击量:
      初次见到袁放成老人,他正在骆驼山街道阳光社区参加支部学习,只见他时而侧耳倾听,时而在笔记本上不停地记着,那仔细的模样,仿佛一个才入学不久的小学生,认真而拘谨,恬淡而安静。
      一堂党课结束,我快步地走到老人的面前,自报家门,当知晓我要采访他时,老人笑了笑,很爽快地答应了。
      袁放成,1931年出生在河南周口,1947年底参加革命。他当过步兵和装甲兵,参加过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、上海战役、抗美援朝等几次大规模战役,先后荣立二等功、三等功。如今离休的他仍一心向党,积极宣讲革命事迹,教育后人。88岁的他,身形伟岸,步伐矫健,思路清晰、思维敏捷,耳不聋眼不花,完全不像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。
      而随着他浑厚而低沉的嗓音,我们仿佛回到了那段艰难卓绝的岁月。
      “艰难行军时,我成了一名士兵”
      袁放成老人回忆,1947年底,当时16岁的他,因为家里贫穷,姐夫想让他学一门手艺养家糊口,就帮他找了一个造诣颇深的理发师傅,跟着当学徒。师傅每天带着他和另外几个学徒走街串户帮人理发,有一天,他们来到当时叫周口水寨集的地方,这个地方正好驻扎着行军中的解放军,他们就帮着解放军理发。因为年少,那些当兵的年龄也不大,和他们比较有共同语言,于是一边理发一边聊天。快到傍晚时,师傅见几个学徒没有跟他回去的意愿,便留了三把刀给他们,自己先回去了。到了晚上,部队突然有了紧急任务,要行军了,袁放成也就跟着部队走了。过了两天,几个年龄相仿的士兵对袁放成说:“你理啥发,跟着下部队打仗多好!”于是,袁放成就这样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。当时跟部队走后,他也没来得及跟家里人和师傅打声招呼。后来听说当时家里人找他都找翻天了,还去师傅家要人。他是1951年的上半年才给家里写了第一封信,信是写给家里唯一一个识字的哥哥的,当时家里都不敢确信到底是不是他本人写的信,也没给他复信。到了下半年,他又给家里写了第二封信,信里面附了一张一寸的照片,同时写上了他的大名和小名,这才让家里人吃了定心丸。回想当时入伍的情形,袁放成老人动情地说:“一切仿佛都是命中注定,我注定就是一名士兵,一名战士,整个解放战争的过程中,我脑中只有一个想法,那就是好好打仗,打完仗回家种地。”说到这里,老人发出爽朗的笑声,那笑声透露出一名战士朴实的想法。
      “烽火连天时,我成了一名党员”
      1948年11月,当时还在淮海战役中,袁放成写了入党申请书,提出火线入党,组织并没有立即回复他,直到1949年的5月,解放上海后,才正式召开支部大会,讨论他的入党问题。他说,那期间经历的几次比较重要的战斗,他认为是对他的考验。一次是在渡江战役中,在蚌埠打的夺取码头战斗,他带的七班是突击班,就是那种打先锋战的。他是突击班的班长。他们班的战斗力在全连是最强的,用现在的话说就是“敢死队”。战斗打了一夜,双方成了胶着状态,眼看着天就要亮了,可是敌人的封锁还没突破。作为班长的他内心无比焦急,因为前面的封锁解除不了,后面的大部队就上不来。后来在离敌人碉堡还剩30公尺的地方,面对敌人疯狂的机枪扫射,他心一横抱着冲锋枪直接从地上滚了过去,一个手榴弹,将敌人的碉堡炸掉了,接着大部队就冲了上来。第二次是在淮安附近打的一次夺取码头的战斗,那次打得非常辛苦,他们班伤了四个人,整个营都伤亡不小,后来补充新兵太多,也导致战斗力有所减弱,致使在1949年4月25日的渡江战役中,部队行军出现了困难。也就是第三次战斗,属于行军打仗,他们边走边打,白天部队行军了六七十里路,但是军令要求必须在第二天天亮之前要到达指定的地点,当时距离目的地还剩一百三十多里地,加上黑天,着实困难。后来指导员就将所有的小组长、班长叫去开会,指导员分析说现在的战争很激烈,还在边走边打,为了保证战斗力,一定不能掉队,要求所有官兵,身体好的帮助身体弱的,确保每一名战士都不掉队。他在给班上的战士鼓舞士气时,告诉大家说:“我们是突击队,我们是红旗班,我们在战争中不怕死,在行军中也绝不能掉队,大家一定要咬紧牙关坚持到底,为了我们新中国,加油,我们必胜!”确实在行军中他带的班无一人掉队。解放上海后,全连召开支部大会讨论他入党问题时,无一名党员不同意,大家都说他战斗时非常勇敢,行军中不怕困难,是带着伤也要爬起来战斗的好战士。自此,这位对党忠诚,不怕苦,不怕累,不怕牺牲和流血的“好班长”成功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。
       “劫后余生时,我是一名幸运儿”
       在行军打仗的6年生涯里,他总共负伤三次。一次是在淮海战役中,当时是一月份,天气非常寒冷,战士们穿的都是薄棉袄,单布鞋。他们趴在挖的交通战壕里打仗,一打就打好多天,战斗结束后,才发现双脚都冻坏了。那时也没有冻疮膏,还是当地的老百姓弄得土方子——用辣椒根和辣椒熬的辣椒水洗脚给治好的。当时一个连被冻死了20多个人。第二次是在打碾庄战役的时候,他的胳膊被打穿,当时卫生员也给包扎好了,但是经过一夜,第二天天亮时,卫生员一看他胳膊还在流血,整条胳膊都红了,拆开纱布才发现,原来他的伤口不是被子弹对穿的,而是斜穿过去的,只因打仗时他一手端枪,一手投手榴弹,受伤的那只胳膊保持的是斜伸出去的姿势。第三次是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,那时他已经从步兵转为坦克兵了。一天,美国飞机丢的一个汽油炸弹,落在了离坦克十米左右的地方。他快速跑到坦克车前,跳进车里,一手关车内的灭火器,一手去开车,艰难地将车开出了100米远。当战友将火扑灭,把他从车内解救出来的时候,他已经无法说话了,双手肿的像馒头,无法动弹。当时条件艰苦,整个后勤都没有烫伤膏,战斗紧张,驾驶员的手没法开车,相当于战斗没有了武器,连长向支援后勤总部打电话,要求找烫伤膏,后来在距离几百里外的安东矿山医院找到了烫伤膏,卫生员连夜送回。在他被烫伤的第四天,秋季反击战打响,上级要求次日之前四辆坦克车必须到位,开到指定的地点准备战斗,当时连长和指导员还担心他的手能否开车,他拍着胸脯说:“轻伤不下线,重伤不叫苦,我能行!”就这样,卫生员给他多包了几层纱布就上前线了。战斗结束后,他的双手血肉模糊,纱布全红了,后来断断续续又恢复了一个多月,才算痊愈。
      讲完三次负伤的经历后,老人把眼睛瞟向了窗外,神情严肃,好像陷入了久远的回忆中。几分钟后,他缓缓的说,“在1952年的朝鲜秋季反击战中,我的副驾驶员牺牲了,那时他才21岁,真的很可惜,至今我都不知道他的遗体是回国了还是留在朝鲜了”。老人顿了顿又接着说,“战争中死了很多人,基本上每天都有战友离去,比起那些死去的战友,我每次都能劫后余生,我很知足,我是一名幸运儿!”听他这么说,联想起阳光社区介绍的他子女家的困难情况时,我才明白这其中的缘由。一心为党,不因个人私利麻烦组织,他称的上真正的勇士。
      “和平年代,我是一名宣传员”
      1979年从部队转业的袁放成,到徐州技师学院工作,期间在给学生上课的过程中,就有给学生讲红色革命故事的传统。1991年离休后,袁放成多年如一日,参加社区活动,充当红色记忆宣传员。阳光社区每逢学生寒暑假期间,都按照“学校放假、社区开学”的要求进行中小学生假期活动安排,开展“大手牵小手 老少共建文明城 ”“红心向党 砥砺前行”等活动。袁放成作为社区“五老”志愿队伍成员,为辖区中小学生举办革命传统教育讲座。他每次都认真备课,精心选取讲课教材,让学生听得有趣,听得进去。社区开展义务劳动或者党员志愿服务活动时,他也积极参加。有居民开玩笑地问他社区给他发多少工资?袁放成总是说:“我现在拿着这么高的养老金,已经很知足了,就想着尽我的能力、义务,为社区做些事情。”
      作为一个老革命,一名永不退休的老党员,袁放成老人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,也没有忘记当时入党时的那份“初心”。采访结束后,他语重心长得对我说:“新时代的年轻人,你们一定要多学 习文化,多学习科学知识,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,只有国家强大起来,才能不受欺负。”朴实的话语,蕴藏着的依然是老人的那颗忧国忧民、一心为党为民的赤诚之心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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